全球央行的数字货币想象：各打各的算盘

《国际金融报》记者梳理公开信息发现，目前全球央行对于“要不要发行数字货币”这件事，各有各的态度和立场。以中国、新加坡和法国等为代表的央行都有推出数字货币的计划，瑞典、挪威、以色列和俄罗斯等国对于数字货币仍处于研究中，日本和韩国则对数字货币显得“不是很感兴趣”。

如今，关于央行数字货币的任何风吹草动都牵动着各方神经。中国央行副行长范一飞近日透露，央行法定数字货币已基本完成顶层设计、标准制定、功能研发、联调测试等工作，下一步将合理选择试点验证地区、场景和服务范围，不断优化和丰富功能，稳妥推进数字化形态法定货币出台应用。

一时间，关于“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箭在弦上”的呼声四起。但在各方兴奋的同时，也有一些不得不直面的问题：关于货币和支付政策、金融稳定性、监管和运营等方面现阶段都还不清晰，以及面对网络攻击的脆弱性也并未得到测试。

纵观全球，多国央行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看来，“过去几百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国家与国家之间竞争，从根本上来说，其决定因素并非军事力量，而是金融能力。未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仍然会反映到金融领域，特别是金融科技领域，而数字货币也许就是这场新竞争的终极战场。”

目前，全球央行对于“要不要发行数字货币”这件事情各有各的态度和立场：以中国、新加坡和法国等国家为代表的央行都有推出数字货币的计划，瑞典、挪威、以色列和俄罗斯等国对于数字货币仍处于研究中，日本和韩国则对数字货币显得“不那么感冒”。

事实上，在这个数字货币的终极战场上，不同国家也有着不同的诉求和目的。

北京大学光华区块链实验室研究助理、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研究所研究助理钱家彦对《国际金融报》记者分析，就实际情况来看，各国央行研究探索数字货币的直接动机存在一定差异，可以分为四类情况：

针对前两种情况，钱家彦认为，目前数字货币并不能从根本解决由于国家经济结构或者经济地位所造成的问题，发行数字货币更多起到了维稳和促发展的作用。

黄益平指出，中国央行从2014年正式开始研究数字货币，在各国央行中算是跑在比较前面的，现在也在紧锣密鼓准备推出，但其他几家央行也很积极，最终究竟谁第一、谁第二，可能也没有那么重要，关键还在于谁的数字货币的功能更加完整。

2019年对数字货币来说是不平凡且意义重大的一年。而在这一段发展历程中，不得不提到Facebook欲发行的Libra。

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在美国国会针对Libra的听证会上，强调了在数字货币赛道上“不创新”的风险，积极向国会“推销”。扎克伯格称，当美国就Libra的问题展开辩论时，世界其他国家并没有等待。“Libra将主要由美元支持，我相信它将扩展美国的金融领导地位，以及我们的民主价值观和全球监管。如果美国不创新，我们的金融领导地位就得不到保证”。

这一事件对各国有诸多触动，不少国家央行在此之后加快了发行数字货币的进程。

那么，数字货币究竟拥有怎样的“魔力”？

从个人用户角度来看，数字资产研究院英国办公室负责人、伦敦区块链实验室顾问、中欧区块链协会管理委员会成员陈钰什对《国际金融报》记者分析，随着用户安全意识和数据保护意识的提升，普通用户自身存在一定的匿名支付和匿名交易的需求，但现在的支付工具，无论是移动支付还是银行卡支付都无法摆脱银行账户体系，满足不了匿名的需求，也就不能完全取代纸钞支付。

但如果仅仅是从个人用户的角度，或许并不足以引起各国央行的巨大投入。从央行的角度，又会对其有何裨益？

陈钰什指出，对于机构来说，数字货币为境内发行、流通、利率管理、货币回笼和银行间结算都提供了方便。

对此，钱家彦称，未来的数字货币要尽最大努力保护私人隐私和匿名支付需求，但是社会安全秩序同样重要，在遇到违法犯罪问题时要保留必要的核查手段，能够追踪异常资金流向，保存证据。

钱家彦以我国央行设计的DCEP为例谈到，未来数字货币还会为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投融资、跨境支付提供很好的基础设施。同时，对于国家经济核算也提供了更为准确、更具有效率和更透明的方式，为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另外，还可以减少制造纸币和硬币所造成的资源消耗。

陈钰什补充表示，此次央行即将推出的数字货币重点替代M0，而非M1和M2，简单而言就是实现纸钞数字化。

那么，为什么要替代M0？

陈钰什对此的解读是，首先，现在纸钞、硬币的印制、发行、贮藏等各环节成本相对数字货币都非常高，还需要不断投入成本进行防伪技术研发，同时由于电子支付的发展，纸钞和硬币的便捷性不足，使用场景逐渐萎缩。其次，M0由于交易匿名和伪造匿名，存在被用于洗钱、恐怖融资等风险，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

钱家彦强调，所以央行数字货币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既要保持纸钞的属性和主要价值特征，又能满足便携和匿名要求，同时还要在隐私保护和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之间寻找平衡。

在数字货币带给人们无限想象空间背后，有一些潜在风险不得忽视。

记者采访了解到，12月11日，牛津大学CREDS会议上有观点提出，推行国家数字货币或许会挑战现有的能源体系。该观点认为，中国央行数字货币未来主要会支持我国1.5亿用户，这在终端交易频次方面会对能源系统进行挑战。该人士对未来数字货币需求端的大幅增加是否会影响我国能源可持续转型方面的进度有所担忧。

而且，数字货币发行的效果最终应当是降低社会成本，如果没有一个非常成熟和安全的成果就进行推行，将对社会资源造成浪费，也十分危险。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近日也表示，数字货币的初衷是试图解决全球金融基础设施的问题，特别是跨境支付方面的短板，希望通过新的科技手段提高支付效率，减少障碍。但对于这样的基础设施如何管理，全球主要央行应该起到哪些作用，各方产生了争议。

黄益平也指出，在不考虑政策制约的前提下，数字货币可以做到点对点交易，效率高、速度快，在国际市场上也会有竞争力，因此，数字货币国际化的障碍也相对较小。但需要注意的是，既然是主权货币，就需要接受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调控的约束，一定程度的中心化是必要的。

当记者向陈钰什抛去关于发行数字货币有何需要注意的事项及其潜在风险时，他开门见山地指出，目前针对央行数字货币里中关于货币和支付政策、金融稳定性、监管和运营问题还不是很清晰，以及它们对网络攻击的脆弱性并未得到测试。

对此，钱家彦补充到，各国发行数字货币应当有明确且有针对性的目标，不应在没有深思熟虑之下“病急乱投医”，否则可能既解决不了问题，还浪费了社会资源。

据陈钰什介绍，目前大众对央行在加密货币（DCEP）结构和实施上的猜测之一是各央行规定商业银行资产必须由央行储备提供全面支持。“这种模式较为激进，会使得部分银行业务被移除，有助于更好地实现金融包容并降低系统风险。”陈钰什称，央行需要对商业银行稳定性进行分析，如果出现银行恐慌，私人信贷减少可能导致金融的不稳定性。银行恐慌和挤兑可能导致一些中小型公司负债过多甚至失业等负面结果。

除此之外，陈钰什认为，发行数字货币对金融系统的教育仍是一个问题。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这可能进一步加剧技术失业和一些山区偏远人群的脆弱性。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均认为，发行数字货币需采取谨慎方式推行，做好技术的反复验证和试点工作，确保能够实现高并发、高扩展性以及安全性等方面的应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