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数字货币已经实现从边缘到中心的历史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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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嘉明，数字资产研究院学术与技术委员会主席

几易其稿，《数字货币蓝皮书》终于进入出版阶段。这是数字资产研究院，横琴智慧金融研究院和零壹财经·零壹智库共同研究的成果。《数字货币蓝皮书》包括11个部分，向读者展现了当前数字货币的基本现状、数字货币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以及对数字货币未来的预测展望。特别是，以专论的形式，分别讨论了DeFi、Libra和DC/EP相关课题。《数字货币蓝皮书》是迄今为止关于数字货币最完整的文献资料。

作为主编，我有责任通过序言的方式，将《数字货币蓝皮书》的核心内容从经济学思想的视角加以提炼：数字货币的历史虽然只有十年左右，但却实现了从“边缘”到“中心”的历史性转型，改变了原本的货币经济体系、机制和生态。

不论经济学家关于货币起源学说如何纷纭复杂，但是对于迄今为止，关于货币史上已经存在过的、以及现存的货币形态几乎没有分歧。（1）物理（实物）形态货币。贝壳、铜铁、黄金、白银等都曾充当过货币。尤其是金银等贵金属由于具有易携带、价值高、不易变质、且易于分割计量等特性，在历史上的很长时间中扮演着世界性通货角色。（2）信用形态货币，其物理形式主要是没有价值的纸币。基于国家信用的法币，即信用货币，具有政府强制性和排他性。当今世界各国几乎都采用这一货币形态，是当代货币体系的核心。当然，在信用货币历史上，信用货币的发行机构，除了政府的央行之外，也可以是企业，甚至是个人。

在实物货币形态和信用货币形态之间，存在着历史演化的轨迹。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所引起的经济恐慌和金融混乱，迫使西方国家先后脱离金本位和银本位，国家所发行的纸币不再能兑换为金属货币，信用货币应运而生。

2008年比特币白皮书问世，很快比特币落地，数字货币自此发端，并在随后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形成自身的体系。数字货币属于以技术为基础、且通过人为设计的货币，是实物货币和信用货币之后的第三种货币形态。数字货币的经典存在形式是可视字符串，或者说是一连串的密码编码。下面就是以可视字符为形式存在的比特币地址：

123456789ABCDEFGHJKLMNPQRSTUVWXYZabcdefghijkmnopqrstuvwxyz。

所以，数字货币是技术形态的货币，是不同于实物货币和信用货币的另类货币。数字货币与实物货币和信用货币并不存在任何历史渊源和逻辑关系。《数字货币蓝皮书》追述了数字货币的发展历程，强调了“密码朋克”的重要性，并将1996年作为数字货币历史的里程碑年份：“以1996年为起点，之后每年几乎都会有关键性技术问世，驱使历史的车轮无限逼近比特币”。“关键性技术”包括哈希算法、分布式账本、权益证明、工作量证明、点对点（P2P）技术等。这些“关键性技术”的深层基础是“新密码技术”。所以，在1998年已经出现“加密数字货币”概念。十年之后，比特币最终实现加密数字货币的设想，成为一种基于密码编码、通过复杂算法产生、不依靠任何特定货币机构发行、不受任何个人或组织干扰的非中心化“货币”。进一步说，“比特币利用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非对称加密等多种技术，构建了一个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账本数据库，实时、透明地通过算法进行货币发行交易。”

人们对货币（尤其是数字货币）认知的缺陷主要源于，想当然地认为三种货币形态之间存在某些理所当然的递进关系，用对第一种货币形态的认知来理解和解释第二种货币形态，或者用对第一种和第二种货币形态的认知框架来想象第三种货币形态的可能性。数字货币，无论是比特币、以太坊，还是可能未来成为现实的Libra2.0，亦或者法定数字货币，导致货币的内涵和外延都正悄然发生改变，突破教科书上对“货币”定义。尽管数字货币仍继续使用“货币”二字，却早已不再是古典意义上的货币。这就是公孙龙所谓的“白马非马”问题[1]。

如果没有WWI（第一次世界大战），金本位很可能持续很久；没有2008年的比特币，很可能现在还没有数字货币。数字货币不是来自传统货币的进化，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共同祖先，也不是通过自然选择发生的，更不是传统货币累积微小的优势变异的逐渐改进的产物。数字货币的形成过程与传统货币之间存在“生殖隔离”。所以，数字货币的出现属于货币演变历史中的典型“突变”。借用生物学的语言：比特币开启的数字货币，属于人类货币史上的“新物种”。

作为新物种的数字货币产生后，不可避免地突破和超越此前所理解的货币“内涵”。对于形成数字货币理念与开发技术的“密码朋克”社群来说，他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可能接受传统货币思想和实践的学习训练。

过去十年间，数字货币的发展历史相当精彩。自2009年初比特币诞生后，凭借去中心化和点对点交易等特性吸引了多方关注，并催生了大量新型加密数字货币。《数字货币蓝皮书2020》将数字货币的发展历史大致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非中心化数字货币群体包括：（1）“以太坊及其代币体系”。现在比特币依旧处于中心位置。（2） “分叉币”。例如，比特币分叉币就有BCH，BCHSV，Bitcoin Gold，不一而足。（3） 山寨币或者竞争币。最成功的比特币山寨版就是莱特币（Litcoin, LTC）, 莱特币在交易成本、交易速度、资源消耗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被认为是“改良比特币算法最成功的加密货币”。（4）匿名币。最有影响的匿名币门罗币。门罗币被视为是现阶段隐匿性最强的加密货币。它使用加密技术来屏蔽发送和接受信息以及交易金额，采取环签名和混淆地址的方式来保证匿名性。在默认情况下，关于门罗币的任何交易细节都是不可见的。（5）具有特定场景的加密数字货币。例如瑞波币（Ripple）和恒星币。瑞波币主要应用场景在于跨境支付。与SWIFT相比，瑞波的交易具有时间短，外汇兑换手续费极低等优势。目前瑞波的服务已经覆盖了27个国家，并与全球200余家银行和金融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

在现阶段，无论比特币、以太坊、EOS，几乎所有加密数字货币都存在价格波动剧烈情况，其价值属性难以被认可，无法成为通用支付工具，更多时候还是被视为一种投机（或投资）标的。所以，要想实现数字货币的支付属性，首先需要维持价格稳定，于是稳定币应运而生。目前，公认稳定币分为三类模式：（1) 法币储备抵押模式，通过抵押法币，发行与法币价值锚定的稳定数字货币。（2) 数字资产抵押模式，通过在区块链的智能合约上质押数字资产，从而发行锚定法币价格的数字货币。（3) 算法模式，通过事先设定的算法机制，实现对稳定币供给数量的调节，从而使稳定币价格与法币锚定。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出现成百上千种稳定币。稳定币将会成为比特币等民间数字货币和法定数字货币的连接桥梁，稳定币迅速扩张了数字货币版图，其中最知名稳定币是USDT。2014年底，由Tether推出USDT。USDT通过与美元1:1的锚定和区块链技术，实现自身价格的相对稳定。

2019年是机构数字货币发展的关键之年。2019年2月14日，美国最大的商业银行摩根大通宣布即将推出摩根币（JPM coin），希望通过摩根币降低客户交易对手风险和结算风险，适应资本要求，实现即时价值转移。除摩根币外，2019年6月18日Facebook公布的Libra项目更是将机构数字货币发展推向新高潮，并且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此前机构数字货币的固有模式。

法定数字货币是基于国家信用且一般由一国央行直接发行的数字货币。各国政府很早就开始关注比特币等数字货币发展。在相关部门出台有关监管政策的同时，部分国家央行很早就在积极研究数字货币发行的可行性。但直到2018年，各国央行对于法定数字货币还处于在概念层面。而从在2019年下半年开始，法定数字货币逐步从概念层面发展到实践层面，越来越多的中央银行正在（或将很快）从事法定数字货币研发工作。目前，大约80%的中央银行正在进行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大约40%已经从概念研究发展为实践或概念验证阶段，另有10%已经开发了试点项目。中国人民银行自2014年启动数字货币研究和试验，至2020年基本完成DC/EP的技术和政策设计。

以上四个阶段并没有清晰的分界线，存在模糊和交叉的情况。

图 1：数字货币内在演进的四个阶段

资料来源：数字资产研究院、零壹智库

从古到今，人类文明的分布和演变，经济地理，区域发展，空间经济，世界分工，社会体系，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普遍存在“中心-边缘”的转换现象。边缘和中心是相对的概念。古希腊和古罗马都曾处于人类文明的中心，后来因为种种因素经历了衰退过程而逐渐丧失了中心地位，被边缘化。到了20世纪50年代，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1901-1986）首先提出了“中心与外围”,或者“中心与边缘”（The concept of center and periphery）概念。自20世纪60年代末至70 年代初，“中心-边缘”分析法，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常用方法。各国之间的贸易流动和外交关系符合这一结构。经济学（Snyder-Kick，1979年）、社会学、国际关系（Nemeth & Smith，1985年）等学科也都涉及相关理论。[2]

1991年，藤田昌久（Masahisa Fujita）、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安东尼·J·维纳布尔斯（Anthony J. Venables）共同署名的《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一书出版。该书提出了区域经济的核心-边缘（中心—外围）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模型以核心和边缘作为基本的结构要素，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就是制造业地区和农业地区。根据核心-边缘模型，垄断竞争、货币外部性和前后向关联效应结合在一起，导致发生突变性集聚的可能性。

过去十年数字货币和传统货币的关系，可以借用“中心-边缘”，或者克鲁格曼他们的“核心和边缘”予以更为清晰的解读。或者说，数字货币与传统货币的关系演变基本符合“中心和边缘”结构。以下是数字货币与传统货币关系演变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9年-2012年）：数字货币处于信用货币体系的外边缘地带。2009年比特币的诞生，相当于数字货币的奇点。彼时，比特币被认为属于密码极客的小众运动，一种具有理想主义的思想实验而已，并不具备实用价值和储藏价值。当时的比特币价值与当时全球货币体系总量相比，微不足道，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处于外边缘位置。如果以宇宙现象为例，传统货币体系是太阳系，数字货币最初仅仅处于太阳系的边缘。

第二阶段（2013年-2017年）：数字货币开始“嵌入”传统货币体系，进入边缘地带。这一阶段，传统货币体系缓慢扩张，在比特币价格上升的刺激下，数字货币进入爆发式增长状态。期间以太坊的出现，展现了区块链技术的潜力，成为数字货币发展过程中的第二个“引爆点”，数字货币版图呈现加速扩张态势。

第三阶段：数字货币开始向中心地带演进（2017年以后）。2016年至2017年的ICO虽然在世界范围的严厉监管下，最终势衰，但毕竟扩大了数字货币的影响力。接着稳定币大量出现，不再是脱离实体世界的纯粹虚拟货币类型，价值相对稳定，有别于原生态数字货币价格的波动剧烈。最为重要的是，机构性数字货币开始呈现，且与传统货币体系产生连接和融合。与此同时，传统资本也开始加速进入数字货币和区块链领域，进一步推动了数字货币向整个货币金融体系中心的推进。当各国央行主导的法定数字货币开始研究试验后，标志着数字货币已经实现了中心化的突破。从中长期看，因为数字货币所具有的“张力”，在中心地带的地位不仅会巩固，而且会不断扩大其实质性的影响力。

上述三个阶段的差异见下图：

图2：数字货币从边缘到中心的三个阶段

资料来源：数字资产研究院、零壹智库

显然，通过“核心—边缘理论”分析数字货币和传统货币的关系，清楚地显现了两种形态的货币如何由独自存在、互不关联，到之后数字货币“嵌入”传统货币体系，再从彼此极不平衡状态向相互传递和关联的平衡发展系统演进。

推动数字货币从边缘向中心演进因素很多，有数字货币本身的原因，也有数字货币的外部原因。主要包括：

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黄金具有国际储备地位，规定了美元的含金量，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布雷顿森林会议还有两个重要成果：创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IMF治理制度基于 “特别提款权（SDR）” 机制，通过向成员国提供短期资金借贷，实现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目标。WB以实现成员国经济复苏和发展为目标，基本手段是向成员国提供中长期信贷。

布雷顿森林会议所确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仅仅维系到1971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汇率时代结束。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并没有因此动摇。1974年12月，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货币局签署了一项协议，即原油用美元结算，由此，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黄金美元，成功地转化为石油美元。美联储继续维系其全球货币中心的“权力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欧洲央行等跨国货币机构成为次中心。进入21世纪之后，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构成继续处于中心地位，只是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中国央行等一些新的主权货币机构和区域性金融组织逐步跻身国际货币的体系，国际货币体系内的协调监督机构及各类货币的地位有所变化。

但是，不论是布林顿森林会议体制，还是“后”布林顿森林会议体制，都存在两个制度性的垄断：（1）美元垄断地位。美元的垄断导致的世界货币金融资源分配的严重失衡；（2）央行垄断地位。各国央行对于信用货币发行权的垄断，对民众财富的创造和分配形成绝对控制。

上述两种垄断的叠加，最终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并形成金融危机与货币危机的互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加剧了世界货币金融制度的内在矛盾和解构趋势。这样的背景，自然为数字货币的崛起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数字货币理念，首先源于密码朋克的理念。其次，数字货币的理念包括了一系列经济学家的追求，早在1976年，经济学家哈耶克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中，在揭示现有主权信用货币体系的弊端之后，提出用竞争性私人货币来取代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在类似于自由市场中进行自由有效配置，可能会提供更加健全稳定的货币环境。此外，经济学家劳伦斯·怀特、尤金·怀特、休·罗考夫等人相继得出相同的结论，即对货币而言，竞争比垄断更有效。弗里德曼也曾提出假设：以自动化系统取代央行，从而实现以稳定速度逐年增加货币供应量，以避免通货膨胀。中本聪创造比特币的初衷，与这些理论与思想内核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契合。中本聪曾表示，“传统货币的根本问题，正是来源于维持它运转所需要的东西——信任。人们必须要相信中央银行不会有意劣化货币,可是法币的历史却充满了对这种信任的背叛。我们相信银行，银行持有并电子化地转移了我们的钱，可是银行却在部分保证金制度之下，通过一浪接一浪的信用泡沫将货币抛撒出。”因为数字货币的理念和背后的价值观，特别是与生俱来的就是主张货币的非国家化，向民众分享铸币权，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推动了一个全球性的社会运动。

数字货币经历了“大爆炸”过程，显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和繁衍能力，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数字货币出现，至今已成气候。根据数字货币行情平台CoinMarketCap数据，截至2020年3月末，全球共有超过5200种加密数字货币，总市值高达1849亿美元。常见的比特币、以太坊、瑞波币、莱特币等数字货币占据着加密数字货币市场的绝大部分市值。其中，作为目前影响力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加密数字货币，比特币市值在加密货币市场总市值中的占比更是高达65%左右。

以信用为基础的法币货币形态，有着高昂的和无法量化的制度成本。在任何主权国家范围内，货币发行只能是政府行为，不存在复制空间。而数字货币具有强大生命力，以及复制和繁衍能力。这种能力与三个原因有直接关系：（1）技术原因。数字货币基于计算机算法，能实现以极低成本，甚至零成本完成货币创造、流通和交易，准入门槛降低。（2）数字货币产业链的原因。数字货币和数字货币产业链相辅相成。数字货币的产业链主要包括挖矿、交易和存储（钱包）三个主要环节。（3）参与主体原因，包括数字货币的所有者。截至2020年3月末，根据bitinfocharts.com的数据，比特币持币地址总数近3000万个，以太坊的地址数量约9200万；基于数字化产业链的具有理工科和技术背景专业人士，以及“码农”和“矿工”等群体也正在积极参与数字货币市场。就年龄而言，以80后为主体；就全球分布而言，没有国界限制，没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富国和穷国的界限。

传统资本进入数字货币领域存在不同模式。（1）传统金融机构直接发行数字货币。例如，高盛集团、摩根大通、瑞士联合银行等跨国银行均已获得发行数字货币的行政许可。机构数字货币应用场景集中在跨境支付和证券交易。在这两个场景中，应用数字货币的目的主要是解决传统金融系统中存在的效率低下、成本较高的问题。（2）传统资本投资数字货币产业链，例如交易所。（3）通过市场，直接拥有比特币或者其他类型的数字货币。

以风险融资为例，据零壹智库不完全统计，在2012-2019年间，全球区块链及数字货币市场共计发生超过1500笔风险融资，公开透露的融资金额高达782.2亿元。其中，2018年是区块链及数字货币领域投融资的“爆发之年”。到2019年，投融资市场逐渐趋于理性，全年投融资数量为543笔，融资金额约238.3亿元，较2018年出现小幅回落。

图4：2012年-2019年数字货币及区块链领域投融资情况

数据来源：零壹智库

从具体领域来看，数字货币相关赛道始终最受资本市场青睐。仅2019年，就有超过35%以上的区块链及数字货币市场的投融资最终流向数字货币领域。而数字货币交易所/平台又是其中最吸金的细分赛道，融资金额占全年融资金额的16%左右。除此之外，数字货币钱包、数字货币融资、DeFi等数字货币相关领域也在投融资市场表现活跃。

中美两国近些年在区块链及数字货币领域始终领跑全球，并呈现交替领先的态势。两国2019年在区块链及数字货币领域的投融资数量合计占全球总量的60%以上，合计融资金额更是超过全球总量的70%。欧洲则成为近年全球区块链及数字货币市场投资增速最快的地区。

2019年6月Libra白皮书发布，宣称Libra属于无国界的数字货币、为数十亿人服务金融基础设施和“货币互联网”，引发了人们对数字货币前所未有的关注，成为自2009年比特币诞生以来数字货币领域又一大重要事件。Libra被认为是一种超主权数字货币，由Facebook牵头联合28家初始创始机构（截至2020年2月，已有8家机构退出）共同推出，这些机构可以为Libra提供信用背书，并且提供规模巨大且覆盖全球的用户群体。创始机构需缴纳储备金。从白皮书内容来看，Libra体系具有三个主要的特点：管理模式：由独立的非营利性成员制组织Libra协会治理；核心技术：建立在安全、可扩展和可靠的区块链基础上；资产储备：由现金、现金等价物和非常短期的政府证券组成的储备金支持。Libra协会宣称，“希望Libra成为一个不受华尔街控制、也不受中央银行控制的新金融系统的基础设施”。Libra希望通过这样的基础设施，提供覆盖全球的金融交易和转账服务。按照Libra的构想，一旦真正实施，极有可能发展成为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接受的超主权货币，从而对全球各国货币主权、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等带来不小的影响。所以，自2019年6月到现在，Libra受到了多国央行和监管部门的关注，Libra没有停止过与相关国家监管部门的沟通。与此同时，Libra协会继续完善Libra框架和的技术开发。2020年4月，Libra白皮书2.0版本的发布，意味着Libra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虽然至今为止Libra的发行仍存在诸多未知数，Libra 的影响力带动了数字货币的整体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

目前，世界各国对于央行法币数字货币分为三类态度：（1）开发态度。央行积极探索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可行性，开展法定数字货币项目的试点工作。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代表；（2）保守态度。央行关注数字货币动态，并做有限的探索和研究，将发行法定数字货币作为多种解决方案之一，专注于改善现有的支付体系和监管安排；（3）反对态度。央行不认为存在立即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需要。

世界各国的央行对于法定数字货币之所以不存在统一的态度，除了各国国情不同之外，还有对于发行法定数字货币认知差异和如何衡量利弊衡量的差异[3]。因为Libra白皮书的发布，推动了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法定数字货币的战略意义，启动法币数字货币的研发行动。在法定数字货币方面，中国央行是领跑者。2019年底，中国央行已基本完成了法定数字货币（DC/EP）的顶层设计、标准制定功能研发联调测试等工作，2020年第二季度开始进入落地试点阶段[4]。中国央行为DC/EP提供100%准备金并进行信用担保，具有无限法偿性（即不能拒绝接受法定数字货币）。DC/EP是中央银行的负债，其定位是对流通中现金亦即M0的替代。

可以充分肯定，虽然央行的法币数字货币与原生态数字货币有着某些根本性的不同，但是，确实代表了数字货币的一个新方向，直接加速数字货币从边缘到核心的进程。

“相较于传统货币，数字货币具有发行主体多元、发行流通成本低廉、流通速度较快等比较优势。传统货币的发行权由国家掌握，以发行国的国家信用进行背书，再由中心机构（中央银行）集中发行。而数字货币的发行不追求权威性，发行主体是多元化的。在发行和流通成本上，数字货币的信任机制以非对称密码学为基础，使用者可以直接点对点进行可信任的价值交换，不需要通过中心机构，价值交换的摩擦成本基本为零。由于数字货币没有实物形态，也不会产生印刷、运输、损耗、销毁等费用。同时，数字货币非实物流通的特征，也使其流通变得更快。数字货币的出现将对全球货币经济体系以及中国货币经济体系产生一系列的影响”。

数字货币的出现，使传统的投资方式、产业结构、就业模式以及经济组织发生了改变。（1）数字货币改变了资本形态、资本地位和资本主体。集中体现为利息对资本、资本对投资模式的全方位变革，最终会导致投资方式的改变。（2）数字货币使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数字经济、信息经济和观念经济等非实体经济发展起来。（3）数字货币丰富了就业模式。自我就业、合作经济和共享经济逐渐成为主流，丰富了传统的就业模式。（4）数字货币改变了经济组织，主要表现为传统公司形态的逐渐衰落以及企业不断小型化，创业模式不断多元化。面对经济危机常态化，数字货币可能成为实现长期经济复苏的一个选择。

数字货币对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影响属于“结构性”性和“混合型” 的：（1）形成与现行信用货币制度的平行体系。在信用货币制度下，法币体系需要国家信用背书。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论怎样的政治制度，都不足以保证国家信用的绝对稳定。一旦国家发生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不可避免地传导到国家货币体系。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国家信用缺失已经常态化，传统货币制度难以稳定。如果引入稳定币和法币数字货币，形成平行货币系统，或将改善当前局面。（2）改变资本流动模式。数字货币在跨境业务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跨境支付结算时，数字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可以实现与法定货币的双向兑换。用户可以用法定货币购买数字货币，然后再将数字货币兑换成法定货币，从而影响国际资本流动。此外，即使法定数字货币相较于现金，也更有利于资本流动。当然，需要防范不法分子通过数字货币逃避外汇管制，甚至成为洗钱工具。（3）缓冲汇率波动。在传统信用货币体系下，一些国家可以通过操控汇率变动，直接影响进出口，控制全球资源价格。具备超主权货币特征的数字货币天然具备国际货币的特征，能够避免汇率波动对于经济的影响。

传统的货币政策基于传统货币经济结构。因为数字货币的出现，数字货币可以直接影响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1）利率。从理论上看，因为数字货币的出现和发展，严重干扰了利率与货币需求的函数关系。在可以预见的近期，央行数字数字货币将有利于实施零利率、负利率政策。从长期来看，数字货币的供应量不受人为控制，将促使零利率、负利率常态化。（2）“流动性陷阱”。相较于法定货币，去中心化数字货币和机构数字货币功能单一、种类繁多，难以与法定货币的“利率”挂钩，所以，这类数字货币对价格的需求弹性与传统货币差异非常大。加之，数字货币具有天然的透明性，难以转换为“投机性”货币需求。（3）IS-LM模型。IS-LM模型的核心是利率。数字货币对传统货币体系和宏观经济的渗透，打乱了传统的利率和投资，以及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而导致IS-LM模型失灵，也就会使得以利率作为调节工具的传统货币政策失灵。所以，传统货币政策需要改变和调整。

随着数字货币的发展，数字货币在全球货币体系的地位从边缘到中心演变，数字货币世界内部也发生着关于边缘和中心的动态变化。法定货币数字化在更多国家的蔓延，必然构成对传统货币体系的冲击，特别是挑战美元的在世界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事实上，美联储和货币金融界是有充分认识的。从Libra1.0到2.0 的改变，Libra从所谓的“一揽子”方案到以美元为“锚”的转变，有着超越常规监管认知的深刻背景。

图5: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受到挑战

资料来源：数字资产研究院、零壹智库

对于经济史和货币史，比特币和数字货币所经历的十年是太短暂的时间尺度。但是，在过去的十年间，数字货币作为基于技术信任的“新物种”，正逐步实现了边缘到中心的转变，为改变传统货币体系注入了颠覆性元素。不仅如此，在更多的机构和政府入场的情况下，数字货币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在这个新的时期，“数字货币已经成为数字经济体系一个基本组成要素，正与全球经济金融活动产生互动共融。数字货币的出现不仅使得全球货币体系向多元化发展，数字货币本身发展也呈现出多元化，从去中心化数字货币到机构数字货币再到法定数字货币，不同类型的货币在数字经济时代，将沿着各自的发展路径，承担起各自的角色，为整个货币体系发展演变贡献自己的张力。”

一个数字货币主导的时代即将到来。

注：

[1] 英文对于“货币”的表达方式要比中文丰富和严谨，包括：money currency coin fiat money legal tender 。在中文场景中，比较大而化之。例如Bitcoin 的coin还是不同于money 或者currency 的。

[2] 1966年，美国区域规划专家弗里德曼 (J.R.Friedmann) 根据缪尔达尔(K. G.Myrdal) 和赫希曼(A. O. Hirschman) 等人有关区域间经济增长和相互传递的理论，以及对委内瑞拉区域发展演变研究，出版《区域发展政策》一书，提出了核心—边缘的理论模式。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篇博客文章指出，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存在七项优势同时面临五项挑战，各国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权衡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利弊。七项优势是：降低现金管理成本：实现普惠金融；保证支付系统的稳定性；增加市场竞争性和维护市场秩序：应对新型数字货币的挑战；支持分布式账本技术（DLT）的发展；便利货币政策实施。五大挑战是：银行中介地位被削弱；“挤兑风险”：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和信贷配置问题；法定数字货币产生的国际影响需要做进一步研究；中央银行的成本和风险。

[4] “DC”是数字货币（Digital Currency）的缩写，“EP”是电子支付（Electronic Payment）的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