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空荐文｜朱嘉明：亚当·斯密的思想遗产

文｜朱嘉明

关于亚当·斯密的传记和思想研究很多。杰西·诺曼在今天仍敢于撰写亚当·斯密的传记，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有更丰富的资料和更独特的视角。诺曼在21世纪的读者面前展现的亚当·斯密不仅是经济学家，还是伦理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在过去200年，亚当·斯密的思想超越了经济学领域，进入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包括“伯克、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韦伯、哈耶克、帕森斯、罗尔斯、哈贝马斯以及阿马蒂亚·森的理论体系都带有他的思想印记。可以肯定地说，这种独特的亚当·斯密现象还会继续下去。这是因为，亚当·斯密所留下的思想遗产是永不枯竭的。

一

亚当·斯密生平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是平淡无奇。但是，其人生中的五个重要节点却是清晰的，这使他最终成为亚当·斯密。

第一，从法夫郡到格拉斯哥大学。1723年，亚当·斯密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的柯科迪，这里距离爱丁堡仅十多英里。亚当·斯密的出生地周边的国际港口、制钉厂，启发和影响他后来关于走私成因和劳动分工论的思考。14岁的亚当·斯密入学格拉斯哥大学，不仅学习道德哲学、逻辑学和物理学，还目睹了苏格兰和英格兰经济一体化进程，奠定其成为思想大家的知识基础和历史视野。

第二，牛津大学。1739年，16岁的亚当·斯密前往牛津大学读书，在此停留了六年时间，学习了英国文学、法语和意大利语，阅读了众多的人文历史和思想家的著作，其中有马基雅维利、帕斯卡、笛卡儿、贝尔、伏尔泰、孟德斯鸠、拉辛和拉罗什富科的经典著作，以及1740年休谟出版的《人性论》。从此，亚当·斯密和休谟“在智识上的沟通给斯密带来了受用终生的启发和激励”。

第三，爱丁堡。1746年，亚当·斯密回到苏格兰老家，之后在爱丁堡度过了相当长的岁月。这个时候的苏格兰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并发生过社会震荡。但是，爱丁堡却是“文化氛围宽容而文雅，容许不同流派的公民团体、学术团体、专业团体、政治团体、商业团体共存”，对宗教差异保持温和态度。“从精神层面说，爱丁堡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城市，城里遍布咖啡馆和交谈辩论的人群”。亚当·斯密应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领袖邀请，来到爱丁堡举办公开讲座，主题是修辞学和纯文学，他还为《爱丁堡评论》撰写阐述卢梭关于“不平等”的思想起源，探讨“人如何成为人”主题的文章。此外，这个时期的亚当·斯密还专心写关于天文学史的文章，触及所谓的“自然法则”，如同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儿和牛顿，力求证明唯有想象力可以解决和证明如何在混乱中找到秩序。

第四，图卢兹和巴黎。1764年，亚当·斯密辞去教授职务，以巴克卢公爵的欧洲伴游身份到达法国，这也是亚当·斯密第一次海外之行。此时此刻的法国，距离法国大革命还有1/4世纪。亚当·斯密在位于法国西南部的图卢兹和首都巴黎，都感受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冥冥之中，法国的财政困难和图卢兹宗教冲突的暗流都对斯密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在1766年，亚当·斯密在巴黎停留了九个月，结识了当时法国最著名的政治家、古典经济学家、社会哲学家、无神论者、数学家以及皇家医生。亚当·斯密错过了与卢梭见面的机会，却得以与伏尔泰，以及经济学家中包括重农主义学派代表的弗朗索瓦·魁奈和他的追随者见面交谈。

第五，伦敦和爱丁堡。1773年5月，亚当·斯密再次来到伦敦，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完成并发表《国富论》。他很快加入了具有声望的“皇家学会”，卷入了英国对美洲殖民地的政策制定。同年12月发生了波士顿倾茶事件。1774年9月，费城举行了模拟国家议会的代表大会，1775年4月，美国莱克星顿的枪声引爆美国独立战争。1776年7月，美国《独立宣言》签署。在这样的背景下，亚当·斯密持续研究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深层原因。他生命最后的12年主要是在爱丁堡度过的，期间，他和担任格拉斯哥大学校长的伯克维系着交往和交流。

1790年7月17日，亚当·斯密在爱丁堡去世，享年67岁。亚当·斯密是幸运的，他几乎结识了那个时代所有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目睹了美国独立战争，也一定清楚得知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和进展。但是，生命没有留给他时间对1790年瓦特发明蒸汽机的过程，以及由此发轫的工业革命做出观察和思考。现在，在爱丁堡老城圣吉尔斯大教堂外矗立一座亚当·斯密的塑像，“他的身后是一把旧式犁，身旁是一个蜂巢，象征着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的过渡。他的左手捏着长袍，暗示他投入大部分时间的学术生活。他的右手……搁在一个地球仪上，委婉地提示着观众他作为思想家的野心和世界性的声誉。”这很有可能就是亚当·斯密希望留给后世的形象。

二

亚当·斯密的思想是一个巨大的体系。这本书对梳理亚当·斯密的思想体系做出了有意义的努力。

第一，亚当·斯密建立“人的科学”的目标。亚当·斯密用了近40年的时间，希望通过一种自然主义的、经验主义的方法，建立独立于宗教之外的理论的“人的科学”。这是一个宏大的目标。在历史上，做过同样努力的是弗朗西斯·培根。与培根相较，斯密继承了休谟因果论观点，承认人们永远无法知道作为自然规律的那些“看不见的链条”，“将人类的想象力和假设置于一系列渐进的尝试的中心，将秩序引入这混乱的杂糅的不和谐的表象之中”。更重要的是，亚当·斯密的“人的科学”注入了“一种牛顿式的科学程序”，并且构成《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基础。不仅如此，他追求的“人的科学”属于对人类进步原因进行考察的一种原生理论，是以进化论作为核心部分。亚当·斯密开创的进化论对达尔文产生了强烈的间接影响”。更重要的是，亚当·斯密“以《天文学史》作为《道德情操论》的基础，而后者又是《国富论》的基础。同样，在斯密未完成的作品中，“‘关于文学、哲学、诗歌、修辞学不同分支的哲学史’和‘关于法律和政府的历史与理论’也将呈现一致的脉络”。这是否在效仿亚里士多德以其形而上学和逻辑学著作《工具论》为其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基础呢？我们不得而知。

第二，亚当·斯密的市场理论。亚当·斯密和《国富论》的市场理论包括这样的前提：在方法论上，反对在政治经济学中使用高度理想化的和人为的假设；让市场交换在经济活动中处于中心位置，但是市场概念不可理想化，不可将市场机制偶像化，市场交换并非是解决经济弊端的灵丹妙药。在国际贸易中，斯密更注意非实体市场的概念。市场不仅是靠收益或损失的激励来维持的，还需要非经济因素如法律、制度、规范和身份来维持。所以，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总结部分，没有一处提到市场或价格，其关注点是更具体、更历史化、更贴近数据、更注重政策导向的实证性研究。

亚当·斯密的市场理论是相当丰富的，他希望人们接受这样一些基本认知：（1）人们并不因为参与经济交易而不再是社会人；（2）市场构建的不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秩序，而是一种被创造和建构的秩序，一种能影响和塑造其参与者的秩序。所以，市场的运作并非独立于人类社会之外，而是嵌入人类社会之中的，市场很可能被贪婪和暴政支配，并与公共利益相背离，甚至发生直接对抗；（3）市场并不总是处在自由、平稳、竞争的状态，价格和工资亦然。市场的价格未必总是正确的，所谓的“有效市场假说”难以成立，人为扭曲的高利润会带来经济和道德危险。

以亚当·斯密对待奴隶贸易的立场为例。针对有人以他提出的“自然自由体系”作为支持奴隶贸易的根据，斯密在表明鄙视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态度同时，通过论证说明，奴隶制和奴隶贸易并非源于自然自由，重商主义和垄断才是其始作俑者。斯密主要在《法理学讲义》中讨论奴隶制问题，他的重点是权利和法律；他在《道德情操论》中，用“轻浮、残暴、卑鄙”描述主张奴隶贸易的人；在《国富论》中也讨论了重商主义和殖民问题。

第三，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隐喻。在斯密的全部著作中，仅三次提到“看不见的手”的隐喻，分别出现在《道德情操论》、《国富论》和《天文学史》中。其中，《天文学史》是完全不同的语境，可以忽略。在《道德情操论》中的语境是这样的：富人出于天生的自私和贪婪，通过提供投资和就业使穷人受益。“他们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同等分配了生活必需品，这将使地球上的所有居民都同等地享用地球的一部分，从而在不经意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促进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并为物种的繁殖提供了方法”。在《国富论》中的有关文字是：“当人们选择支持国内工业而不是国外工业，他们只是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而促进工业向最有价值的方向发展，他们也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种情形，与许多其他情况一样，个人被一双看不见的手牵着鼻子走，无形中推动了一个与自己的目的无关的目标的达成”。所以，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隐喻在他的经济思想中并非占有后来人们以为的地位，绝非是《国富论》的核心。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很可能会偏离和误读他原本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

第四，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从来没有把政治学和经济学分割开来，强调唯有通过政治学、心理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和伦理学方可能解释和理解经济活动，所以，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包括几个强烈特征：（1）承认政府地位。包括市场在内的整个社会，需要信任和信用维持，政府不可缺失，“财产的状态必须随着政府的形式而变化”。（2）国家利益和目标。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每个国家政治经济的最大目标都是增加该国的财富和力量”。（3）重视利益集团和寻租现象。任何时代都存在着特殊利益集团，以及寻租、勾结、游说等相互关联的问题及其影响。（4）坚持平等主义价值观。亚当·斯密鄙夷人类崇拜富人和权贵而轻视穷人的本能。遗憾的是，19世纪和20世纪以来的现代经济学的世界，是一个所谓“理性经济人“的世界，其核心的“一般均衡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忽视了斯密世界观将市场活动嵌入规范的道德和社会框架内的核心部分。

第五，亚当·斯密的商业社会。穷尽亚当·斯密的著作，“资本主义”一词从未出现。亚当·斯密探讨最多的是商业社会，形成关于商业社会的丰富思想：（1）商业社会是人类经过狩猎、畜牧业、农业社会之后，伴随市场和贸易的扩散，产权的扩大，“作为一个制度、法律、礼仪协同演化的系统出现的”的文明社会。（2）在商业社会，形成城市、贸易、制造业、商业合同、银行和金融机构、法律机构，商业社会体的社会秩序的基础就是不断发展的法律和宪法秩序，这种秩序保护财产权，抑制暴力，抑制国家进行掠夺性的干预。（3）在商业社会，税收体系可以支撑法院和法官的费用，刑事司法的性质转变为关注犯罪对社会的影响，国家日益垄断判决权和执行权，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越来越高。（4）商业社会是一个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是讨价还价的社会，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商人，依靠交换生活，自主创造了彼此之间的相互义务。（5）商业社会有助于国际自由贸易。贸易的扩张增加了经济自由，鼓励创新和专业化。

但是，亚当·斯密对商业社会的问题从来都是清醒的，对其弊端坚持了批判精神。商业社会的弊端包括：“商人群体”与公众的利益不同，在许多场合，他们欺骗和压迫了公众。公司的本质是抑制或阻止竞争。商业社会产生腐败，商人群体具有政治影响力。更严重的是，商业社会倾向于压制一般人的教育、精神力量和理解力，商业社会对人们的思想构成威胁。尽管如此，亚当·斯密还是那个时代新兴的商业社会的伟大捍卫者之一，因为他看到了商业社会是封建主义的奴性和个体依赖性的解毒剂，创造“普遍的富裕”，即普遍的财富和繁荣。

如果将亚当·斯密的新兴商业社会理论和他身后的工业革命历史结合来看，很可能存在这样的一种历史逻辑：新兴商业社会奠定了工业革命的制度前提，包括产权、契约和法律制度，之后的工业革命最终将新兴商业社会转型为资本主义。也就是说，没有亚当·斯密所解析的18世纪的新兴商业社会，不可能催生出工业革命，而没有工业革命，就没有基于大工业的资本主义。

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当·斯密一直是关于经济学、市场和社会的不同观点的竞争焦点和意识形态战场的中心，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意义何在？

第一，亚当·斯密的思想遗产是永不枯竭的思想源泉。亚当·斯密学术研究中蕴含着惊人的雄心，在早期阶段，就已经设置了宏大目标，形成了核心思想，并逐渐将其完善，形成了从修辞学、文学、思想起源、科学探究，到道德心理学司法行政，最后是劳动分工、市场交换、财富创造和公共收入，以及与美国竞争相关的思考。所以，亚当·斯密的著作，从早期的论文和修辞学著作，到《道德情操论》和从未发表的、鲜为人知但至关重要的《法理学讲义》，再到《国富论》，是一个丰富、多面、耐人寻味的智慧的宝库。

亚当·斯密本质上是一个哲学家，他本人很在意他人对此的认同。在亚当·斯密的人生中，休谟对他有过重大影响。但是，在构建知识体系方面，他超越了休谟。例如休谟在其《人性论》中指出，达成社会共识并不需要社会契约，可以自然而然地产生。亚当·斯密则解释了这种规范如何能够自然产生，且一旦建立起来就具有道德力量。此外，亚当·斯密提炼出了“社会的语法”（thegrammarofsociety）的概念和思想。亚当·斯密和伯克既有不同之处又有相同之处，亚当·斯密更偏重理论，更相信天意的运作、和谐和秩序。亚当·斯密和伯克一起勾勒出了一种人道的、温和的保守主义。

第二，亚当·斯密的理论存在局限性。亚当·斯密思想体系中包括在他的时代被忽略的领域。一般来说，亚当·斯密基本忽略了工业化和技术变革的重要性，对货币起源的推测也是错误的。特别是亚当·斯密关于生产成本理论和劳动价值论，除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外，被大多数19世纪的理论家证明是一个死胡同。亚当·斯密对于现代经济理论的一些核心领域，例如需求、边际效用、货币政策、大规模失业、商业周期等，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讨论。

尽管如此，亚当·斯密的思想和理论遗产毕竟足够丰富和宏大，《国富论》的分析体系始终是主流经济学的绝对基础，至今也没有人挑战亚当·斯密，他仍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所以，该传记作者指出：“从实践上讲，在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很少有人不欠他的知识债，包括马克思和凯恩斯”。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围绕着亚当·斯密，一代又一代学者、经济学家、政治家、意识形态评论者、经济学爱好者，“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断按照各自的价值观和立场解读他的思想，甚至不惜对亚当·斯密实行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曲解，形成“两个斯密”的迷思：《道德情操论》所代表的秉持利他主义和人类善良的亚当·斯密；《国富论》所代表的倾向自私和贪婪的亚当·斯密。

第三，亚当·斯密的现实意义。亚当·斯密“既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社会民主党人，他很可能是一个温和的保守党同情者”。亚当·斯密相信，人类社会才是人类道德生活的根本源泉，他强调的是沟通和共同体，他“对左派和右派的极端分子都提出了挑战：放弃极端的愿望，重新建立政治的中间地带，再次参与到改革资本主义，维护和发展商业社会利益的现实的、复杂的、混乱的问题中去”。亚当·斯密的现实意义，就是如何秉持亚当·斯密主张的从实际案例而非基本原则出发进行推理，是“缓慢而渐进”的变革。在当代，市场的作用和影响几乎超出经济范围，因此，市场永远不可能成为一种纯粹的商品和服务分配手段，所以现代国家具有破坏市场机制和通过谨慎的干预来改善市场运作的能力。对于经济学从业者，有责任主张和推动革新和改革，这意味着要以谦逊的态度提高对经济学本质和局限性的认识，将经济学和政治学、社会学和伦理学加以融合，实现经济制度的完善和民众在经济活动中获得不断提高的效益，抑制贫富差别。

四

亚当·斯密和他的思想都是不朽的，甚至是鲜活的。可以预见，对亚当·斯密思想的研究还会继续下去，其影响还会继续下去。在中国，严复在1896年10月到1901年1月，完成了对《国富论》的中文翻译，取名《原富》，共8册。该书1901年由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译书院出版，至今整整120年。在这120年间，亚当·斯密的影响不仅从未低落，而是高潮迭起。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主流经济学界将亚当·斯密视为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象征，这对经济改革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严重误导。

在世界范围内，未来对亚当·斯密的研究仍然充满挑战。正如诺曼所说，“不同学科可能都对斯密的研究有所贡献，并提供了深刻的见解，但每一个学科所能提供的视角都不可避免具有片面性。所以，必须将它们整合在一起，才能给出一个统一的图景。毕竟，归根结底，世界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类世界”。

还是以阿格里科拉的《亚当·斯密死后》（1790年）的一段文字作为结尾：后来死神和赫尔墨斯在极乐世界互相吹牛，要把地球上最宝贵的东西带到这里比一比，赫尔墨斯从斯密书架上偷了《国富论》，而死神赢了这场比试——他带来了斯密本人。

（本文为中信出版社《亚当·斯密传》序言，刊出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