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空荐读|数字资产研究院院长朱嘉明：怎样理解和认知新时代？

（本文是作者在2019年8月18日阳明教育研究院举办的“新时代星火计划（筹）”闭门研讨会上的演讲。本文经过作者依据录音记录稿的修订后正式发表。）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致良知四合院”，想讲的题目是“怎样理解和认知新时代”。因为今天的会议主题是“新时代星火计划”。在我开讲主题之前，我先谈一谈今天来到“致良知四合院”之后的三个因素对我的触动：

第一个是“四合院”。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北京四合院内长大的，而且是在原本在紫禁城范围内的四合院，位处于景山与北海公园之间。我的少年时代，在少年宫学美术，少年宫的格局是四合院的组合。那时候我所读书的北京市少年宫图书馆，坐落在景山公园之内，是三进的四合院组合。所以在我的人生中，对四合院的记忆与感受是很深厚的。四合院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象征，其设计理念是在有限的空间中实现人与天地之间的结合。

第二个因素是今天的这个日子—8月18日。徐远重是湖南人，经常对我讲毛泽东。毛泽东晚年做的最大一件事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具有转折意义上的大事是他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上接见红卫兵。当时，我是广场中的一份子，在金水桥下，看毛泽东十分清楚，最大的印象是他在万众欢腾之下挥着他的帽子，向千万年轻人所表现出的平静，这之前的一次是我小学参加国庆节，少先队放和平鸽。无论如何，毛泽东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对他的思考很可能陪伴终生。

第三个因素就是王阳明。这个院子以王阳明的“致良知”命名，试图重新发掘王阳明心学的现实意义，而我本人因为这样或那样的机缘，对王阳明心学有过不断深化的理解。机缘巧合，五六年前我在台湾大学任教，期间创建了 “阳明山未来学社”。这个阳明山未来学社，借台北阳明山这个地理符号、历史象征，更重要的是希望赋予王阳明心学以新的历史意义，使之与未来相结合。这其实也涉及到怎样看待国学，实现国学与现代化结合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从没有发现过具有马丁路德那样的宗教改革。因为宗教不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但是几次相关于国学的改革，其实都没有成功。这个教训值得总结。无论如何，对于国学，包括对于王阳明的心学都要避免形式主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理解。

下面我想开始进入主题。我是一个“50后”，有着承上启下的历史责任，所以我今天主要与大家分享四个问题：

我们这代人，在人生中多次为所谓的“新时代”所激励、所感动、所鼓舞。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我们被告知进入了“新时代”，我们要超英赶美；到了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创造新人类，似乎又是“新时代”。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人们又在一个“新时代”的憧憬中。近年来，“新时代”无疑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关键词。

从我的观点来讲，理解新时代需要人类历史视野、全球视野甚至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性。比如说，大约十余天之前有一颗行星距离地球很近，天文学家称这颗编号为“2019OK”的小行星如果与地球相撞可能会产生“通古斯大爆炸”级别的危害，幸好最后其与地球擦肩而过。事发后，行星科学界及一些航天领域的研究开始呼吁加强全世界范围内的行星防御领域研究工作。正巧，我上周在内蒙锡林格勒盟与北京天文台一个优秀的年轻人交谈，我向他询问这个行星碰撞地球的可能性。我问他，如果这颗行星真的和地球相撞，人类有没有办法来避免，他说没有办法，但是现在的天文学家可以有能力在最后一分钟告诉大家发生碰撞的时间地点，以及对地球的伤害和对人类伤害的程度。

为此，我想引申出来的是在人类所说的时代背后的这种超越人类能力而对人类有重大影响的自然力量。去年，我在很多场合纪念雪莱夫人的《弗兰肯斯坦（科学怪人）》出版200周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本科幻小说。问题是这本书是怎么写出来的呢？我告诉大家，那是因为在1816年的那个夏天之前的1815年，印度尼西亚的一座名为“坦博拉”的休眠火山突然爆发，大量的烟尘充斥天空，覆盖了欧洲，阳光难以照进大地。气温的急剧下降，使得雪莱夫妇、拜伦他们在日内瓦湖的避暑成为完全没有可能。在这个严寒的夏天，他们只能坐在燃火的壁炉前，每人构思一篇小说，雪莱夫人的构思和讲出来的故事就是这篇著名的《弗兰肯斯坦》。这是一个多么长的链条，东半球赤道以南的印尼火山爆发，最终导致了来自英国，正巧在日内瓦湖度假的年轻女子完成了不朽之作。后来拜伦的女儿成为现在计算机语言的历史第一人，那是后话。

我想说的是，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任何一个新时代的开篇与完结，都势必与整个人类历史上重大的不可逆的改变联系在一起。例如——罗马帝国的兴起与衰落、基督教的产生与传播、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完结等等。在过去二三十年间，IT与互联网革命，确实有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环球旅行与工业革命那样的历史地位。

所以，我认为新时代是指这样的历史时段：原有的思想模式、产业体系、经济制度、伦理标准发生了根本性的、系统性的、不可逆转的改变，这个从解构到建构的过程就是新时代。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毛泽东创造过一个新的时代。在1980年末期及1990年前起，因为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世界经济与秩序发生重构，于是美国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写了一本影响很大的书《历史的终结》，他认为从此之后，世界将被自由主义及自由市场所主宰。但过去30年的历史证明，历史没有终结。人类继续面临着进入新时代的可能性。因为人类还会自觉不自觉创造出改变时代的重要因素。总之，使用“新时代”这样的概念，需要有科学的态度，有历史的标准，避免庸俗化。我对“新时代星火计划”的第一个希望，就是希望你们严肃地将提出的概念拓展出来，这样才能得到更多的支持者和拥护者。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场大战彻底完结了自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十九世纪自由市场制度充分发育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地缘政治；中国在那一年是北洋执政的第八个年头，发生了五四运动。紧接着，人类进入了1920年代，可以这样说，后来20世纪的历史，甚至21世纪早期的历史的演变，都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指标是，影响全球20世纪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哲学理念、科学技术、经济学革命、文化艺术、生活方式的人物统统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基本上是那个时代的80后、90后、00后。例如，政治领域中的列宁、罗斯福、丘吉尔、毛泽东甚至希特勒；科学界的爱因斯坦；经济学界的凯恩斯等等，都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

在人类文明史上，人才出现的时间和区域地理分布是不均匀的，所有重大和改变历史方向的事件，在时间与地理空间历史分布也是不均匀的。人类文明史一再证明，每隔一个历史时段，会在某一个时期集中出现人才辈出的情况，与此同时，也确实会出现影响人类历史走向的区域中心。

今天你们提出的新时代星火计划，很值得知道从1910-1920年代在中国农村做的多元化实验，那时实现农村现代化、提高农村教育水平、改造农民、推动农业近现代化有着若干种模式。其中可以归纳为：（1）以梁漱溟（1893年-1988年）为代表的儒学精神改造农村模式，地点是山东省邹县。（2）以晏阳初（1890年-1990年）为代表的西方平民教育模式，地点是河北省定县。（3）以傅柏翠（1896年-1993年）为代表的日本农村改造模式。傅柏翠这个人极端传奇，曾经是中共早期的军事将领，后来脱离共产党，又没有与国民党为伍，“非国非党”在福建进行了长期的农村改革，一直维系到建国初期，直到土改。（4）以瑞金模式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模式，即后来土地改革的雏形。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基督教模式，以英国传教士博格理（1864年-1915年）为代表，在贵州的石门坎帮助苗人创造文字，开化教育，最终将石门坎建造成中国西南领域最大的文化教育高地。

可以说，在1920年代，中国农村所有变革的构想和实验，整个光谱都已经得以形成。当然，历史最终胜出的是苏维埃模式。它的进一步延伸就是1950年末期到70年代的人民公社制度。

回顾上面的历史，我希望传达这样的信息：为中国农村和农民及近现代化作出贡献的这些人，其实都属于“知行合一”的代表，都是君子、贤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天下为公的精神，有自我牺牲的勇气。

从世界视野范围来看，1920年并没有根除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原因的人类重点课题。在经济上导致了1929年-1939年的经济萧条；在政治上最终导致了德国国家主义的崛起、希特勒的上台，在亚太地区导致了日本青年军人政变，军国主义主导日本政治。正是这样的演化，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不可避免。

无论如何，1920年代是最关键的十年。还有几个月，人类将进入到21世纪的20年代。现在，人们很难甚至说没有本领预测2020年代的重大事件，但是却非常可能看到了2020年在经济、政治、科学技术上的一些大的趋势。为此，我们需要将2020年置于更大的历史视野下来观察。

第三，2019年很可能是重大的历史拐点。

2019年是麦哲伦环球航海500周年；是阿波罗登月50周年；是美国四所大学实现互联网接通50周年。阿波罗登月的日子是1969年7月，那时我正在西藏军区政治部农场务农，我们当天从短波收音机上听到这个消息，我和我的同伴无不震撼。在那个年代的西藏高原，仰望星空，整个银河近在眼前，相比较我们务农而阿波罗登月，之间反差之大、刺激之大至今难忘。

今年7月20日出版的《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故事是“未来五十年的太空”。这是多大的课题！也是讲新时代无论如何不能够无视的课题。但非常遗憾在我周边的年轻人中很少有人对这样的问题有执着的追求和想象。所以在我看来，2019年最大的一件事情，是马斯克推出的SpaceX要发射多达12000颗卫星的星链（Starlink）计划。此外，更为值得关注的就是Facebook的扎克伯格在6月18日推出Libra的白皮书。所以一个马斯克，一个扎克伯格；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都是有开创性的历史事件。

我不得不说在宇宙空间开放、在金融制度创新，我们没有成为引导者和主导者，甚至成为很多领域的缺席者。为什么我们之间很难产生马斯克这样的人？为什么Libra的想法不是由我们提出来的？回顾中国人在人类科学技术上的重大贡献，如果按人头算，被历史所记载和肯定的是非常有限的。在数学上是祖冲之，还有天文学家郭守敬。我还要提及前几天与北京天文台年轻的天文学家的交谈，我问现在中国天文学在全世界的排名？他回答，大概是第四、五名。总之，我认为我们在肯定中华文明及中国思想遗产的同时，还应该继续反省寻求如何进取、革新、创造。

如果说我们2020年代很可能是一个新时代的出发点，那么这个时代有什么特征呢？（1）科学技术进入全面融合急剧发展的历史阶段，导致科学技术主导和主宰经济发展。（2）人类迈向由物质和精神生产并存的时代，观念经济成为一种新的解决人类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几乎不再是大问题，大规模的与长期的饥饿会得到有效的控制。（3） 人类经济组织发生改变，最近美国有一本书《一个人一个企业》非常畅销，企业应该不再追求规模，而是追求社会价值。Small is beautiful。随之，就业模式发生根本变化，年轻人将以单一工作模式向多种多样的工作模式转变。（4）全世界的法治体系会进入大修订的历史时期，法学原理和各类法律体系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现。Code is Law——将成为不可阻挡的大趋势，道理很简单。历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法律的体系如此滞后于现实体系的改变与发展。

在我讲了以上四个主要特征的同时，我还想讲面对2020年代，我的三个忧虑。（1）不可遏制的人口，爆裂性的非均衡的人口增长。谁说现在世界人口大约78亿，我认为很可能已经超越了80亿，而从80亿到100亿的时间一定比世界人口专家预测的要快，我想你们在座的这些人，都会经历世界人口到达100亿的那个时刻，我从来认为地球难以承受100亿人口。在1980年代我们组织《走向未来》丛书，我直接参与的两本书是《增长的极限》和《没有极限的增长》，现在人们理解老龄化社会有很大的偏颇，例如说日本是老龄化社会，这是指现在，但是将时间尺度拉长二、三十年，那么日本现在的老年主体基本消失，也就是说，日本很可能一夜之间从拥有一亿老龄社会一跃成为人口结构合理的社会。反之，为了追求人口红利不得不刺激人口生育率增加人口基数，印度似乎处于享受人口红利，其后果是其人口如果达到15—18亿，甚至更多，印度的资源何以支撑这样的人口数量？我去过巴勒斯坦。穿过厚厚的，严格检查的水泥墙，展现在我面前的是满街的无事可做的，喝着咖啡的黑压压的处于青壮年阶段的巴勒斯坦男人，这种情况在开罗的很多街道都可以发现。（2） 全球变暖。二氧化碳排放量过大，人类气候变暖是一个真实问题。我去过北极和阿拉斯加，亲眼看到冰川的倒塌融化、冰川面积的极度缩小，痛心疾首。现在冰川的缩小和消失还发生在南极，帕米尔高原和青藏高原。如果冰川以现在的速度融化下去，不仅是北极熊消失和企鹅被饿死的问题，还将引发包括海平面上升等全球性灾难。（3）落后的医疗制度。人类生命正面临着全方位的损伤。相比较于自然健康人，亚健康及病人的比重不断上升。今天这个世界你可以想象为不仅是男人和女人，最多加上“第三性”，更可以把这个世界理解成健康人和病人。医院是病人的集结地。现在不论是医药开发成本，医疗开发成本都越来越高。如此下去，一方面是人口增加，一方面是人类的医疗制度滞后，病人的绝对数量与病人的年轻化必然成为比老龄化更为严重的现实问题。

最后，我想就阳明哲学、阳明心学，补充我几点看法。

首先，确实需要有一个“人类共同体”的观念和高度。中国人再多，不过是现在78亿中的14亿人，人类之间的依存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紧密，不可分割。

其次，需要有“博爱”之心。关于阳明哲学，我不敢说我做过深入研究，但是今天听下来，有一点是被忽略的，就是博爱。王阳明是有博爱之心的。博爱与“天下为公”不可分割，这个“公”字不是仅仅是中国人，而是全人类。

其三，需要包容，要多元化，要容忍不同的看法。对大家宽容，对其他人的不同想法和选择包容。对于王阳明的心学，不存在着一种解释，一种说明。我非常不赞同排他性，没有多样化，就没有发展。

最后，最重要的，万万不可以成败论英雄。万万不可以赢输判别一个人，是不是选择对了一条方向，要知道，很多的人的成功是建立在太多的人的失败的基础上，一个人以自己的失败教训成就别人成功，难道不是更伟大吗？很多为历史做出创造性贡献的人，生前难以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都是孤独的、无人理睬的、甚至默默死去，即所谓“自古圣贤皆寂寞”。王阳明生前，所影响的人是有限的；孔子最后追随他的人是很少很少的，只是说他想透了，他根本不求这个；孟子一辈子也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他真实的理念的机会。正因为如此，成就他们成为了圣贤。贤人精神就是耐得起寂寞，耐得起被历史所忽视，耐得起别人误解。这就是所谓的牺牲精神。人类的所有的伟大时代不是靠成功者奠基的，是靠失败者奠基的，是无数人的牺牲和奉献所奠定的。

总结一下：对于历史圣贤、国学、文化遗产的态度，要避免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形式主义，还要避免以世俗的成功作为起点和终点，而是以博爱之心，天下为公之心作为起点和终点。